内容来源:由平安知鸟主办,一刻talks联合出品的2021平安知鸟 【巅峰讲堂】秦朔演讲《中国的创新革命》。
分享嘉宾:秦朔,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作者。
它既关系到国的命运,也关系到每一座城市,每一家公司,乃至于每一个个人的命运。
谈到创新,人们大脑里往往会或多或少地浮现一些新颖且独特又有价值的新事物或新思想。
说起美国,我们会想起硅谷,想到微软、苹果、戴尔、谷歌、亚马逊、特斯拉等酷炫的高科技公司,想到各种操作系统。
说到日本,我们会想到战后日本经济崛起和三大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内部工会制),以及现场主义,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六个项目),TQC(全面质量管理),丰田生产方式。
谈到德国,我们会想到由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提出的“隐形冠军”。尽管当时德国的整个经济产出还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出口额超过了美国。
德国产品在整个世界畅行无阻,是因为有大量的“隐性冠军”,也就是在某一个细分市场做到极致,有专业化的壁垒,使全球争先购买德国高性能、高价值的产品。
最后回到中国,我们总感觉自己创新不足,只是汗水经济,只是躯干国家四肢发达,但只是简单加工制造,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比较弱,很多地方仍被“卡脖子”。
日本崛起,傅高义曾写《日本第一》,本尼迪克特写了《菊与刀》,分析日本的民族文化因素。
反观中国,学术界鲜有长期真正去剖析中国崛起背后的创新模式。2007年曾鸣教授和牛津大学的威廉姆斯合作写了《龙行天下》,研究了华为、联想、比亚迪和海尔四个案例,提出中国企业创新的主要特征是是成本创新。
成本创新包含两个意思,一是通过创新的方法来减少相关成本,比如比亚迪投一条电池生产线万人民币,因为它把日本的生产线完全解构,把一部分用机器的环节改用人工。
用人工的好处一个是成本降低了,第二个是可以灵活地响应客户的真实需求的调整,所以把低成本和差异化(个性化)结合起来了。
牛津大学的傅晓岚教授是一位华人学者,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创新。她提出:中国的创新是多驱动、多主体(外企、民企、国企等)、多路径(自主创新、技术转移、合作创新等)并存的,是一个开放和多元化的创新体系。
过去很多人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要总伸手干预市场运行,做好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的裁判就可以了。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关于城市和产业的总体设计,作为非常大的采购者,地方政府依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驱动创新。
举个实例,2020年我在湖州调研的时候,关注到了德清莫干山高新区地理信息特色产业基地(地理信息小镇)。
这里汇聚了三四百家地理信息及相关企业,5000多科学技术人才,连续六年实现增长翻一番。地理信息产业是朝阳行业,但我想不到,一个覆盖了数据获取、处理、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竟然是在莫干山下的一个小镇。
从十年前政府看到北斗系统、LBS、移动互联网等带来了地理信息产业的发展机会,将一片农田定位为“人脑加电脑”、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楼宇经济,再到聚焦地理信息,到招商引资,到生态环境营造,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欣欣向荣的科创画卷。
这样的驱动创新,不是靠单个的企业,而是多种力量的汇聚,在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一同推动下实现的。
多路径是指创新路径的多元化,有的是简单模仿加工基础上的改善,属于借鉴、消化、吸收的创新,但也有一些是结合中国本土场景的创新,如第三方支付、外卖,方便快捷又很具有中国特色。
也有学者如魏尚进等指出,中国的专利数量从1995年起呈现爆炸式增长,中国的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技术上的含金量高的发明专利的授权数量在所有专利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了2014年的18%,中国专利的质量随时间推移呈现出实质性的稳步上升趋势。因此没理由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感到悲观。
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市场规模是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面临更加大规模的市场,企业更容易收回研发成本,因此更有动力增加研发。
中国持续上升的劳工成本也诱导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更多创新以替代愈发昂贵的劳动力。
2014年麦肯锡公司做过实证研究,根据中美上市公司数据库,表明中国在客户中心和效率驱动型创新方面建立了优势,但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型创新上相对落后。
很多中国企业的客户体验做得很好,而且C端定制化的创新也很多。比如,千人千面的业务基于大数据、场景分析、知识图谱,以及AI算法,给每一个人提供不一样的产品。
为什么中国像原研药、飞机发动机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不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领域一方面需要基础科学的支持,需要大投入,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经验技术积累,这非常需要时间。
此外,为什么我们的产品精密性、稳定性不如德、日,因为工艺的know how(专有技术、技术秘密)需要在干中学,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耐心积累。
在创新的历史上,很出名的定义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五种创新,是指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里。
创新代表了革命性的变化。熊彼特说,不管你把多大数量的马车或者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因此,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
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书里也讲到:做一个创业者非常容易,比如看见其他人开了一个快餐店,你马上也在旁边开了一个同样的快餐店。但只有把一个创意变成一个可延伸、可复制的模式,才是创业者中的创新者,是企业家。
比如,克罗克通过将麦当劳的生产流程标准化,最终变成一套可以复制的商业模式,吸引更加多的加盟商,成为一个产业。
创新一般都被理解为是革命性变化,但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罗伯特艾伦在《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中也提到:所谓“工业革命”,大多人觉得应是一个突发的、有戏剧性的、出乎意料的历史事件。但是“工业革命”却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中发生的。
蒸汽机的生产原理早在工业革命100多年前便被伽利略等人提出,之后不断尝试,惠更斯在1672年造出一台蒸汽机。再一直在改进,最终瓦特把已有的各种积累起来的进步合成了改进的机器。
马克思在《宣言》里问了一个问题: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会有这么快的发展。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国富论》里提到的基本观点就是: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的效率,分工的效率决定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也是在1776年,经过瓦特改进后的大功率蒸汽机开始运行,瓦特的此公司全称叫博尔顿瓦特公司。可以从今天英国的50英镑里看到,左边是马修博尔顿,右边是瓦特。
第一件事,他洞察市场需求,告诉瓦特小功率蒸汽机前途很小,一定要把蒸汽机用到轮船上,用到开矿中,需要动力非常大,所以一定要生产大功率往复式运动的蒸汽机。
第二件事,他帮助瓦特保护了知识产权,通过议会把瓦特的发明受专利保护的时间延长15年。
第三件事,由于瓦特资金不足,他给瓦特提供了资金。用今天通俗的话讲,就是VC(风险投资)。
综上,企业家通过市场的洞察,设计商业模式,以及结合资金和其他要素,帮助科学家和发明家去推动创新。
2018年12月5日,中国宣布要搞科创板,仅仅用了八个多月的时间,在2019年7月22日,就有22家公司登陆科创板。
到2020年年底,科创板已经有200多家上市公司,融资差不多3000亿元,市值接近4万亿元。在新规之下,亏损的创新公司,甚至连收入都没有的生物医药类公司,都允许上市;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也可以上市;红筹公司也可以回来上市。
一个后发经济体要追赶先发经济体,需要有“三个条件”:技术差距,社会能力,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具体到中国,就是“后发优势+奋斗资本+制度变迁”。
发展经济学家阿伯拉莫维茨提出的关于后发经济体追赶先发经济体的四种组合是: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然形成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但在绝大部分和民生相关的领域,中国和国际差距非常大。
例如1970年代初,城市很难买到“的确良”衬衫,1972年2月5日经毛主席圈阅、周总理批示,未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难,决定向发达工业国家引进石油化学工业装备,发展化纤,之后全国知名的石油化学工业企业在上海全面开工建设,即金山石化总厂。
我到烟台万华采访过,改革开放初期,让全国人民穿上皮鞋是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国务院同意从日本引进年产300万平方米的聚氨酯合成革生产线,烟台合成革厂因此而生,这就是万华的前身。项目在1983年8月项目建成。
我在广东也问过一些企业家,改革开放时广东跟香港的差距很大,我们连录音机磁带都做不出来,惠州第一个合资企业TCL的前身,就是惠州跟日本TDK合作生产磁带的企业。
但是,当时与发达经济体差距很大的国家不止中国,比如非洲至今差距还是很大。中国能够追上去,原因主要在于社会能力。
社会能力指一个社会与人力、人口因素相关的一整套能力。比如受教育程度,中国制造是靠农民工们辛勤的劳动创造出来的。
他们要能在工厂里面完成各种程序、流程,至少要看得懂、听得懂各种各样的生产指令;能阅读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说明书、指示牌以及安全要求;还要遵守规范,遵守纪律等。这些都是社会能力。反观非洲、印度等地方,社会能力存在种种不足。
同时,我国的政策、制度、法治也在相应调整完善,持续鼓励人们创业、创新、创富,并且不断的提高大家对未来预期的稳定性。
从绝对水平看还有不足,但从相对的、演进的趋势看在不断改善,这种边际变化的方向让很多人愿意尝试和努力。
在制度变迁的诱致下,中国创业者和企业家代代创业。你们可以看下下图,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经过了12代企业家以及创业者的努力,才使中国经济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在2020年疫情的不确定中,中国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正增长的一个经济体,特别是市场主体还在增长。
中国正在展开丝毫不逊色于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战后德、日崛起的创新革命。
中国制造从格外的简单的部分到很复杂的部分,全部都有。这样的模式容易建立产业生态,形成上下游的集成,并且在沿海地区成本提高后,在一国之内完成转移。比如,深圳的立讯精密的一个制造工厂就转移到了湖北恩施。
过去,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几乎不用做研发,只是在中国生产而已。但现在一些外企在中国研发的产品已经具备极其重大的推广意义。
这不仅表现为当年GE(通用电气)在中国推出的便携式、轻量化CT去适应农村市场(因需要从这个镇到那个镇经常移动),而且表现为像欧莱雅在中国研发的冷色调染发膏,做全球消费者测试,在全球也很受欢迎。
这似乎印证了中国城市消费者的偏好,可能也是这样的领域里全球消费者比较优秀的、前沿的偏好。
中国的创造力,蓬勃向上生长的能力,直到今天仍然远大于那些向下沉沦的、停滞的力量。所以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不增长的时候,中国还在增长。
但事实是,据中国海关总署刚刚发布的数据,中国2020年的进出口的总额已经突破了32万亿人民币,其中出口的部分,突破了18万亿的人民币。
第二慌,外资供应链转移慌。但事实是,外资投入继续增大,人民币的升值非常强劲。
第三慌,美国对华为、Tik-Tok封禁慌。但事实是,在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时,我们的科创正在加速前进。
中国制造的韧性所在,就是超高的性价比、高履约率、坚强的人力资源、完善的配套能力、干中学的创新能力。
去年日本某机构把大疆无人机中的一款产品全部拆解,此研究也被日本经济新闻所报道,得出了如下结论
无人机里80%的零部件不是专用件,不用专门开发,利用通用零部件,极致节约成本。
超级注重使用者真实的体验。无人机的重量只有570克,仅在一块基板上,就集成十个半导体的零部件,科技感十足。
曾经,美国的福布斯杂志也做过研究。美国的无人机起步早于中国,特别是在软件方面非常优秀。
但是,相关的制造和供应链都已移出美国,如果要实现一个新的想法或需求,仅定制零部件的时间就相当漫长。而大疆在深圳依托着珠江三角洲供应链体系,很快可以组装出一个新品。
消费端对产品的倒逼,使得迭代更新的速度相当快。所以即使美国出品一开始很强,但是中国制造迭代速度很快,进步与超越水到渠成。
中国巨石是做玻璃纤维的,产能很大。过去高性能玻璃配方只有欧文斯康宁有,巨石下决心自主研发,绕开美国配方专利墙所限定的元素组合,另辟蹊径,也研发成了性能相似的配方。性能上去了,成本还下降了。
E玻璃配方中有一种重要材料是硼钙石,以前要从土耳其进口,一吨400多美元,一吨玻纤产品要配百分之十几的硼钙石。需要大量外汇,还有汇率风险。巨石自主研发出E6玻璃配方后,使原来一吨的配合料成本从1300元降到500元。
降低成本的同时还能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把“成本优势”和“高价值创新”这两种迥异的竞争战略结合在一起,既实现了总成本优势,又实现了高价值的产品结构,这是像巨石这样的中国企业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宁波的申洲国际,是优衣库、耐克、阿迪达斯和彪马的代工企业。它的净利润率比品牌商还要高,比如Nike的毛利水平40%多,净利水平10%,申洲国际毛利水平30%多,净利润率是20%。
因为它从澳大利亚种植棉花开始,完成了纵向一体化,完全自己掌控。2002年逐步切入高的附加价值的运动服饰赛道,专注于面料研发,到2019年底已拥有新材料面料专利143项。所以它是有附加价值的制造商。品牌商要为它的专利、技术诀窍支付溢价。
新海打火机一天生产300万只左右。我被这个企业惊到的是,生产一只打火机的人工费用(加工费)只有3分钱;日本客户(如7-11便利店)要求的不良率是百万分之一;30年来打火机在中国一般的零售摊点的售价一直是1块钱。这一些数据告诉我们要把治理和成本管控做到极致。
把一只打火机的人工费用从0.15元降到3分钱有很多讲究。用机械臂自动调火,人工能够大大减少一半,效率能提高6倍。
采用成品翻板组装线,把零件放在翻版上自动筛,一个个筛到对应位置,然后把板子抽调,直接卡到下面的槽内。
以前一个工人组装8小时能装1000个打火机,改用翻板组装8小时能装2万个打火机。效率提高了20倍。
为了节约费用,一个方法就是“模拟股权进行利润分享”,最多的时候有十个分厂,增加了很多老板,大家都努力去控费。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在很多行业中国制造已经把料工费的管理做到了极致,而同时,它们并不是没有创新。新海从1990年的第一代砂轮机,1996年的第二代支架机,1999年的第三代连体机,2002年的第四代斜打机,2015年的第五代恒流阀,在研发上也在不断创新。
全世界工业缝纫机里面的一个核心部件叫旋梭,德鹰在整个世界市场占比为37%,当然附加值还赶不上日本和意大利的两家公司。它一个旋梭大概卖45块。可在中国的情况是进入者多,存在价格战。
于是德鹰2008年在比较穷的丽水那里建了一个同样生产旋梭的工厂,这个公司的定位只有一个,就是不赚钱。
把旋梭的价格从45块杀到30块。杀到30块以后,以前那些用41、38、37块钱的产品去冲击45块钱产品的企业就慢慢退出了,所以最下面的不赚钱的工厂的作用就是保证上面的产品能够赚钱。
东方希望最早做饲料,后来做重化工。我去过他们在新疆五彩湾的项目调研,把当地只有60多块钱一吨的煤,自己建28公里的封闭传送带运到电厂,一年可以发几百亿度电,发电完以后就做电解铝,现在又做多晶硅,用的是循环的思想。
东方希望在重庆丰都有个1000万吨的水泥厂,就在长江边,一滴水都不能排进去的,很环保。2020年疫情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库存太多,需要确定要不要停产。
他们对大势的判断是国家加快复工复产,投资拉动,刺激经济,肯定对水泥的需求会增大。
所以他们把长江里能租到的大船(共100多艘)都租了下来,然后都去运水泥,以运代存,腾出仓库,继续生产,同时一边运,中下游走订单就来了,就在旁边卸货销售。
举两个非常小的例子,比如工人每天要冲凉,那冲凉用的热水器是几升才能既可以洗得干净同时又不浪费,就有讲究。
又比如说在工厂食堂出来那么一长排的洗手水管,水管的直径用到多少既可以洗干净手又不浪费。
为了测试,东方希望创始人坐飞机的时候都拿着飞机发的纸杯到卫生间去按一下,正好是一小杯,他就觉得这样的直径就差不多。他最关心各种小数据。管理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合理性,中国企业正在不断地追求中。
这个阶段,主要是海绵般地吸收世界的先进东西,哪怕别人已经不先进了,是二手的,但对我们来说依然是先进的。
因此也可以说,此阶段是“世界转动中国”的阶段,从三来一补到三资企业,国际化,通过国际市场的订单驱动,接受市场对质量的检验、对供应链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基础素质,从而具备现代生产的一些基本元素,可以慢慢生产出跟国际领先水平比较接近的产品。
90年代的家电热,冰箱大战到彩电大战,生产线基本都是引进,比如冰箱当时中国有N多品牌,例如阿里斯顿、利勃海尔,其实都是老外的名字。
在这个阶段,中国后发的优势、潜能,慢慢更突出和显性化了。特别是我们的工程师红利。重要的一个进化,就是中国入世后,从国际化环境进入到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环境。
国际化是你生产一种东西,我生产另一种东西,我们交换,但全球价值链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环节在不同地方进行分布。比如说和制造相关的环节,越来越完整布局在中国。
什么产业的制造,都规模化地移到中国。这产生了深刻的结果,比如know how(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掌握,供应链的建立,簇群经济的集中和效率提升,等等。制造也有很多创新,成为中国很大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互联网发展,使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以及庞大市场的自我进化,也由于在制度变迁意义上的营商环境改善,中国在方方面面开始有了很多创新和突破,很多东西敢于自己做了,比如工程机械领域的挖掘机。此阶段到现在为止还在延续。
2018开始,3.0的“创新生态”(创新雨林)阶段,自进化
在2018年贸易摩擦开始,中国已经构建了社会方方面面(巨大市场、配套环境、人才红利、五化并存、多轮驱动)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称之为“创新雨林”。
中国创新进入自进化,源于超大规模、高差异的市场,供给端的倒逼升级;也来自于整个供给端形成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循环加强和正反馈;还来自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多化融合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裂变效应。这样一种创新,在未来会会慢慢的强。
到2035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镇和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根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刘俏教授的研究,A股1998-2015的ROIC均值为3%,而美国上市公司ROIC平均值11.6%。
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要将持续增长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实现产、销、供、需之间的高水平动态平衡,需要在三个方面努力。这三个方面也将产生大量创新。
科技创新要从博大到精深,在“卡脖子”处下功夫,实现高精尖产品自主权化。大到光刻机、光刻胶等,小到高质量的消费级电容、高性能轴承等,必须做到精深化。
互联网、5G、AI等高科技要实现普惠化,也就是数字化全面赋能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根据中国信通院去年发布的报告,农业90%没有数字化,工业80%也没有数字化,只是服务业的数字化比例比较高,差不多有40%,但也很肤浅,比如外卖,点餐已经数字化,但在商户端以及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绝大部分环节都没有数字化。
我国年轻的代际人口,在消费中的主导权慢慢的变大。80后、90后、00后这三个代际有5.5亿人,1990年到2009年出生的人有3.28亿人,这些年轻的代际消费偏好、消费主张、价值方式,已经和过去的代际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可能会带动更新的一些消费,很多现有品牌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原来形成的品牌传播环境,信息交互环境,以及品牌积累方式,在这些年轻人中很可能无感。
所以,新消费会极大改变现有很多的品牌观念,以及品牌的创造方式。新消费群体,更加个性、独立,同时有更多的本土文化自信。
2012年,苹果首次披露全球156家供应商名单,中国大陆厂商仅有8家,2019年已上升为41家(含香港)。
大国重器的自主创新:北斗系统、5G、超级计算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嫦娥五号轨道器。像嫦娥五号轨道器,要经受从摄氏零下200多度到最高时1300多度的考验,其背后是一体轻量化热设计理念、错峰补偿控温策略和二次热防护复合系统等等的突破。
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
十三五”期间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规模从1325亿元增长到381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6%,是同期全球半导体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的近6倍。
流行的说法:中国一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占世界总产量的80%,但造笔芯的笔尖钢和设备都要进口。
事实:笔尖钢以前从日本进口,但太钢集团花了5年时间钻研,在几年前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流行的说法:辉瑞的新冠疫苗,必须在摄氏零下70度保存和储运,所以很难普惠。
事实:当年默克公司的埃博拉疫苗也面临类似挑战,必须存储在摄氏零下80度以下。
所以,疫苗使用了Arktek冷藏箱运输,这是一种采用高科技的绝缘箱,无需外部电源即可维持超低温长达一周。Arktek冷藏箱是青岛澳柯玛生产的,技术是和盖茨基金会旗下机构合作研发的。
光刻胶:宁波南大光电材料公司自主研发的ArF光刻胶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的使用认证,可用于90nm-14nm甚至7nm技术节点。
工业富联攻克的智能化钢轨铣刀,是2018年《科技日报》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只用了一年多就攻克了。
最近“内卷”是一个很流行的网络热词,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实际生活中,慢慢的变多的人追逐相对恒定的机会,但边际的产出并没有增加,逐渐被锁定在一个很小的发展空间里。
陷入严重的路径依赖,以及社会流动性不足,上升空间不足,不能用新的思维想问题,也无法创新,没有更好的自我发展。
积极学习和区分“固定型思维模式”与“成长型思维模式”,我们要从自身转换思考角度,激活思维,勇于实践创新,优于差异化取胜,进而借助反馈激励,再进一步释放创造性思维。
很多人觉得一眼看上去是只鸭子,可是换个角度再看,其实也可以是只兔子。只有要持续学习和思考,才可以跳脱惯性的视框。
要想发挥潜力,保持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终身学习,刷新人生。
左边这张图,反映了中国与美国GDP实现36倍增长所需要的时间,美国花了117年,中国花了30年。中国的上涨的速度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多,充足表现了中国速度。
右边这张图,是路透社2017年初对参加达沃斯的全球政商、科技精英做的一个调查。询问未来十年哪国会主导全球发展,通过选票占比显示,中国36%,美国32%,俄国14%,其他几个国家18%。
世界对中国充满了期望,所以要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只要相信人民的创造力,给他们更好的环境,中国创新会继续发展,前途无量!
与此同时,每一位参与这场伟大创新革命的人,将拥有非常多的机会,创出无比丰富且能绽放自我生命价值的舞台和空间。
本文来源:公众号 @笔记侠。中国新商业知识笔记共享社区,微信最具价值排行榜:职场榜第一、总榜前三。独家笔记支持湖畔大学、混沌大学、青腾大学、高山大学、中欧创业营、京东商学院、北大国发院等顶尖商学院课程,BAT、TMD、小米、华为、网易等有名的公司,丁磊、傅盛、李善友等知名人士,超过100万企业决策及管理层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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